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俄、印、中外交部长视频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并答媒体问，莫斯科，2020年6月23日
俄、印、中三国联合体（俄罗斯、印度、中国）外交部长举行了视频会议。此次会议具有建设性，其内容充实且十分有益。
我们三个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科学、工业和金融潜力的国家，可以在保障人类和平、稳定发展方面做很多事情。这一结论在许多年前就得到了三个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在今天，这样的评价依然有效。我们一致认为，在各个领域加强“俄印中”模式的合作非常重要，整合三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以寻求有效地应对全球政治和经济诸多挑战的方法也同样重要。
今年，在今天讨论期间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5周年。我们对维护和捍卫在那些年所发生事情的真相表示赞成，并指出决不允许有人为了眼前的权宜之计篡改历史。我想再次感谢印度和中国朋友向莫斯科选派了参加明天红场胜利阅兵式的军事人员方队。
我们从新冠病毒疫情突发及更广阔的背景下非常详细地研究了当今世界舞台的情况，并指出，疫情大流行给国家间关系的诸多领域带来重大影响，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并从整体上严重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对部分国家旨在破坏战后形成的全球安全架构的非建设性路线表示担忧，而全球安全架构的基石仍然是《联合国宪章》。我们认为（今天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次做了强调，并得到了我们同事们的理解），采取单方面行动、非法使用武力、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以及企图在域外使用国法只能适得其反。我相信，俄、印、中三国将会继续在各个多边平台领域加强协调合作，迎战这些负面趋势。
我们已在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当然还有联合国框架下紧密合作。我们三个国家在许多问题上协调行动。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这种协调行动将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印度将出任2021-2022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今天，我们还谈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问题。在该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印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力的竞争者，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了这一点。俄罗斯支持印度竞选常任理事国。原则上，我们认为，当前该机构组成的主要缺陷是发展中国家，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性不足。相反，我们西方同事们的代表性过于突出。因此，有必要设法通过使上述三个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能够参与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提高该机构的有效性，确保该机构的组成更加民主与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再次强调，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背景下，俄罗斯支持印度成为其常任理事国。
今天 ，我们的讨论不光停留在全球舞台，而且还涉及到亚太地区的合作。我们强调，有必要在最近几十年以来在这里成立的、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为中心的机构框架内进一步加强相互合作。我们认为，加强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形式包括对抗击新冠病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东盟内拥有相关机制，在其框架内十个成员国及他们的伙伴国共同讨论与流行病发展态势相关的问题，甚至可以将相关主题提交到东盟及其伙伴国被在最高级别代表的东亚峰会上进行研讨。此外，东盟还拥有联盟国家及伙伴国的防长会议机制。军事医学也是该机构的主要议题之一。外长们今天一致同意，我们将支持东盟同事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好这些机制。
我们还谈到，与那些已经在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运行的组织、机构和机制同时，应当发展俄、印、中框架内的合作。我们同意将更加关注能源领域以及各国相关“智囊团”在政治理论领域的接触。有政治学家论坛。我们决定将积极鼓励学者、前外交官、军事人员以及其他领域的国际活动家为进一步研讨出谋划策，以期将其在我们的联合体实际工作中使用。
在附加的具体协议中，考虑到问题的紧迫性，我们同意组织一次由俄、印、中卫生防疫机构代表参加的视频会议。三方还支持俄罗斯提出的通过召开国防部长会议来补充“俄印中”模式附属机构的建议。我们一致商定，只要疫情条件允许，第一次此类会议将于今年，即俄罗斯担任主席国期间举行。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并再一次表现出俄、印、中三国在现今关键性问题上立场的一致或相近。外长们还同意，此次视频会议不会取代将在“俄印中”峰会之前举行的外交部长面对面会议。我们的中国同事还建议就像2018-2019年俄、印、中领导人在G20峰会的框架下同时举行了传统的三国领导人峰会一样，下一次“俄印中”峰会也将在G20峰会上一并举行。
问：我想问一下“俄印中”模式的“附加功能”。一些专家表示，俄罗斯正在以这种形式寻求国际关系体系中可以与当前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相抗衡的另一种力量基础。考虑到当前印度和中国的矛盾正进一步激化，以及两国都无心与西方闹僵，如果该组织有这样的计划，那么这些计划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呢？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不会将当前的国际关系体系描述为“以西方为中心”。有联合国宪章。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人至少在口头上确认对本《宪章》的忠诚，尽管在现实中，毫无疑问，西方采取的措施更加凸显的是他们希望将国际法体系改变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这不是术语的随意更换，因为“国际法”是一个既定词语，表示在所有活动领域中构成国际和国家间关系基础的普遍性协定：普遍性公约、《联合国宪章》，从定义上讲《联合国宪章》是一个所有成员国都签署并批准的集体性文件。用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代替普遍的国际法工具，然后再将其伪装成所有人应当接受的“许多国家的意见”。这是一种趋势。
我想说的是，尽管联合国成立后，西方在国际法层面从形式上结束了自己在世界事务中将近五百年时间的主导地位，但在实际执行层面，西方的这种优势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他们也在试图保持着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也是不可动摇的，在寻求将其自身“规则”强加给每一个人方面，西方还没有达到直接否认《联合国宪章》所包含原则的程度。我希望，鉴于国际舞台上最新事态的发展以及为满足某种利益创造的“规则”所带来的混乱，负责任的西方政治家将意识到这种混乱在多大程度上阻碍大家的正常发展与合作。
回到您的问题，我认为没有理由将当前的模式称之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但至少一部分西方国家将继续企图将该模式变成这种样子，抓住几百年的历史，当时西方通过殖民统治主导世界政治。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伙伴具体行动的例子看得一清二楚。
当我们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或“俄印中”模式的框架内开展合作时，根本不会尝试将其当作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某种抗衡力量。《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这一体系直接鼓励区域合作结构的发展。在《宪章》第8章里对这种协作给予了鼓励。上合组织、“俄印中”模式、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与欧洲现有的欧盟、北约、欧安组织一样，都符合《联合国宪章》中作为区域协议的规定。《宪章》明确鼓励这些区域性协定可以解决那些在其职权范围内、并与该区域联合体成员国之间具体联系有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只是遵循了自联合国创立以来的总体上趋势的要求。
为什么“俄印中”模式组合被确定是更有前景的呢？如您所知，这首先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所倡议的。早在1998年，鉴于地理和历史因素以及莫斯科、北京和新德里现代外交政策方向，他论证了将俄、印、中三国力量团结的合理性。总体而言，三国的对外政策的方针都是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以及拒绝接受以单方面措施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一倡议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自1998年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提出该倡议至2003年首次举行俄、印、中外交部长会议，中间已过去了数年。从那时起，共举行了16次外交部长级会议。如果算上今天的视频会议，这已经是外交部长级的第十七次会议了。“俄印中”模式的各领域活动还通过各专业部委和部门举行。
今天，正如我所说的，在“俄印中”模式框架下举行国防部长级会议倡议的可接受性已经得到了肯定，并且在经济、人道主义、能源和教育领域加强联系的想法也得到了支持。我认为所有这些举措都符合我们各自国家的利益。这些倡议在“俄印中”模式合作框架内得到积极回应，证实了它们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印度和中国，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并不愿意“与西方闹僵”，以及关于这是否阻碍我们合作发展的问题，俄罗斯也不想与西方闹僵，实际上也不想与任何国家闹僵。我们只是看到，与现代西方合作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工作需要以某种外交的形式来进行。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一些同事，特别是那些在西方阵营中“选择音乐”的同事们表现出发展外交关系的能力。他们通常会采取其他方式行事。但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俄罗斯的本意。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纪念伟大卫国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的文章中再次特别强调俄方十分重视在各种国际组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承担特殊责任背景下，开展合作。我们主张不把任何分歧转变为对抗的主题，而是应在谈判桌上进行诚实的讨论：不仅提出关切，而且还要指出作为关切对象的具体事实；不仅是指责，而且还要有指责的具体依据。如果我们的伙伴国最终下定决心并开始尊重外交风范，那么俄方随时准备与之对话。
问：当印中两国处于边界对峙阶段，您是否认为俄罗斯作为“俄印中”模式的成员国能够为加强印中之间的信任作出贡献？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从来没有帮助印中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目标。因为这些国家完全有能力审议并解决好国家间关系中的任何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在包括邻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之间都会出现。我不认为印度和中国需要旨在以某种方式对所发生的争端或局势进行调解的帮助。
如果您指的是近一个月的事件，那么在我看来，新德里与北京已经用具体的行动回答了您的问题。边界事件刚刚发生，两国就召开了陆军指挥部会议及外交部长级对话。据我了解，双边这样的接触仍在继续。各方均未发表声明表示不愿意在各方都能接受的做法基础上进行谈话。俄方当然十分希望事态会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
我们的印度和中国朋友以各种多边形式（“俄印中”模式、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进行接触的事实有助于发展两国间的对话。除双边接触外，印中两国还参加上述多边组织活动，双方将这些组织视为能够以集体之名向外拓展各自外交、经济以及其他利益的重要机制，并积极支持它们。我认为，印度（连同巴基斯坦）获得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的地位，是促进这种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再回到开始的话题。我看不出俄罗斯或其他哪个国家有对印度和中国在促进解决他们彼此问题的谈判方面提供援助的理由。近几年，两个国家关系前进很大。2005年，在印中领导人例行峰会上，两国关系被确认为战略伙伴关系。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问：日前，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声称，华盛顿正在准备一份与制定香港国安法相关的中国官员的制裁名单。美国再次威胁要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据媒体报道，由于“北溪-2”项目，美国也在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您对美国这种热衷于制裁的做法有何评述？是否有办法说服美国政治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事务？
谢尔盖·拉夫罗夫： 我已经提到，尽管俄罗斯、中国和绝大多数国家都愿意在多边平台上积极努力，以就在国际范围内引发的所有争端达成政治和外交协议，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理解这一点。总体上，我们的美国同事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就没有选择外交途径。或许这种是一种基于原始且简单的处事方法的特别外交方式，先提出要求，如对方没有表示完全屈服，就要加以制裁威胁，并规定最后通牒的期限，如果对方还没有服从，则开始宣布制裁，将其纳入法案，并给出相应决策。
我已经算不清楚了，本来想数一数他们所做决策的数量。就对俄罗斯制裁的总数及其所涵盖的法人和个人的数量而言，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早已超过了巴拉克·奥巴马的政府。我们已经习惯了，我认为你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切。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煽动美国制裁中国，根本不是。在第一个问题中，有人就提出，中国和印度都不想与美国“闹僵”，这是否会影响“俄印中”合作模式的发展。我再次强调，俄罗斯也不打算与任何国家“闹僵”。但有些事情直接关乎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法律、经济及其他利益 。
我们来看看德国的反应。美国人想要对包括那些从管道购买天然气在内的所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与“北溪-2”项目发生关系的任何人或组织进行新一轮制裁。德国当局立即做出反应，认为既有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严重侵犯。
我认为需要继续为美国敞开谈判的大门。俄罗斯一直这样做，我们永远不会对他人生气。俄方将始终敞开对话的大门，但对话应该是平等的、旨在实现彼此的利益平衡、寻求妥协及互相让步。只要有平等，以互惠互利成果为主题的对话，我认为，什么都可以做到。我毫不怀疑，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问：专门讨论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缔约国大会定于7月6日举行。俄罗斯在此次会议期间将提出哪些措施来维护《开放天空条约》？您是否希望就在美国退约后保留《开放天空条约》的问题获得其他成员国的一致支持？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无法决定其他国家的意志。在多年以来，俄罗斯在《开放天空条约》框架内的所采取的态度中，我们看不出任何理由可以使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决定破坏又一项多边条约。该条约是过去几十年来建立的战略稳定系统的基础。我们不打算采取任何新的行动。
对俄罗斯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关切都被众所周知。首先是我们不同意在沿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边境地区10公里走廊的飞行，因为对在未加入《开放天空条约》的国家边境地区的飞行存在这样的一种制度。多年来，我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妥协，条件是格鲁吉亚不再违反《条约》，允许在其领土上空飞行。可是格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对该条约的直接、公然违反。然而，我们的西方同行们谁也没有指责过格鲁吉亚。但是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解决这一问题。
向俄方提出的第二个关切是加里宁格勒州上空的飞行制度。这一制度向西方伙伴提供了在加里宁格勒州90%的领土上空飞行的机会。这一制度与美国为阿拉斯加上空飞行设置的准则完全相同。在美国还没有退出《条约》之前，西方仍然可以对加里宁格勒州90%的领土进行侦察。但同时，阿拉斯加的开放度却不到3%。我们来自欧洲的西方国家的同事们对美国没有发出任何质疑。多年以来，我们与西方发起国集团，举行了多次技术磋商，我认为通过这些磋商完全可以解决好由加里宁格勒州引发的人为制造的问题。最近一次此类磋商正是在美国宣布退出该条约决定的前几天进行的。根据我们西方同事的说法，这一轮磋商非常具有建设性。我认为，这再次证明，美国决定退出该条约的原因是人为制造的并宣布的。
至于俄方将在7月6日举行的成员国特别会议上的行动，我们已经说过，对俄罗斯而言，确保我们批准该条约的唯一条件是能够从美国上空进行侦察。所有人都十分清楚这一点。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西方伙伴将在此次会议上如何反应，以及欧洲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不排除任何行动的可能。我们也想听听其他国家是怎么说的。
问：从军事角度看，眼下的利比亚局势发展得非常迅速。当埃及声明其完全具有军事干预的合法性以及将苏尔特市和朱夫拉省视为其国家安全的“红线”之后，您如何评估局势的发展前景？原本利比亚各方之间的冲突会不会转变成土耳其与支持哈利法·哈夫塔尔元帅的土耳其-埃及军队之间的军事冲突？
谢尔盖·拉夫罗夫：最近几天，我与许多同行们探讨了这一话题。他们都同意俄方立场的原则性要素，即不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当前冲突。这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所有决议、以及包括今年1月份柏林国际会议在内的大多数活动宣言的基石。
利比亚局势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即利比亚内部问题及调解过程前景取决于哪一方占领更多的领土并认为自己占有进行谈判的优势。近年来，一方的军事优势往往都只是暂时的，总会受到另一方的反击。“地面”战斗的局势往往取决于谁在进攻以及谁在败退。撤退的一方往往会同意进行谈判，而进攻的一方则不愿意做到这一点。这一切早已为人所知。我认为，唯一可能的选择是立即停火，并根据柏林会议宣言中达成的共识，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好所有余下的问题。这关乎利比亚的政治制度。该国的所有三个主要历史地区应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其结束后建立的新国家、行政、立法机构中拥有平等代表权。在解决经济问题时，也应考虑到这三个地区各自的利益平衡。
关于谁将在利比亚使用武力会拥有合法权的问题也应通过协议来解决。继柏林会议之后，成立了所谓“5+5”委员会，它的目标就是针对调解的武力元素达成共识。据我了解，利比亚各方最近几天已经表示愿意启动这一机制。
我们认为，利比亚问题必须要通过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这一过程应当不受外界的干涉，而是由利比亚人自己来实现，我再次强调这一点，要考虑到国内三个历史区域的各自利益。所有的外部势力应尽一切努力为利比亚实现包容性内部对话创造条件。
近日，我分别与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以及埃及外交部长萨米哈·舒克里通过电话。我的同事们都明确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不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