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致辞并答媒体问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想再次向我的同行和朋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我国代表团的邀请和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昨天和今天，我们就共同关心的广泛问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会谈。正如王毅部长刚才所指出的，我们特别关注最高级别接触的时间表，因为两国领导人的外交，毫不夸张地说，是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要素。也正是得益于两国领导人的外交（首先得益于此），双边关系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世界局势极为复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着动态发展。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双方关注的焦点是最高级别接触的时间表，以及两国领导人即将在各种国际活动期间举行的会晤，包括今年10月将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和今年6月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当然，双方肯定还会有其他保持定期政治对话的机会。

我们讨论了外交部之间的接触。就在刚才，在你们的见证下，我们签署了两国外交部2024年例行磋商计划，并简要地谈到了在各个领域开展政府间务实合作的一些问题。在筹备下一次两国总理定期会晤的框架内，由副总理领导的五个政府间委员会将在今年的会议上更加具体地审议这一系列任务。

我们在经济、贸易、投资和引进新技术等领域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为建立一个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所做的斗争，在这个秩序中，没有强制政策、霸权、新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做法的立足之地，而现在美国及其无条件服从华盛顿意志的“集体西方”其他国家正到处采用这些做法。

中国和俄罗斯将继续主张有必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纠正这一局面，主张使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并恢复曾经宣扬过的原则，即必须尊重市场进程、公平竞争、财产不可侵犯、无罪推定，以及其他许多现在正在被西方通过对一系列国家（包括俄罗斯）实施非法制裁的实际行动粗暴破坏的原则。如今，他们也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采用这种政策，包括意图限制中国发展经济和技术的能力，坦率地说，就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

我们审议了即将举办的中俄互办文化年项目，预计将在不久后举行文化年开幕式。我们还讨论了人文合作的其他领域，包括筹备各种新活动，如国际流行歌曲大赛、欧亚电影公开奖和一系列体育赛事。继今年2月至3月在喀山举行的“未来运动会”（中国运动员积极参加了该运动会（中国派出了代表团））之后，还将举行“金砖国家运动会”、“亚洲儿童”运动会和“世界友谊运动会”。与其他一些体育赛事不同的是，我们举办的诸多体育赛事将依据《奥林匹克宪章》所载的那些奥林匹克理念，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现任领导层，却令人羞愧地（我希望他感到羞耻）鄙视和践踏这些理念，以迎合那些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维护霸权角色的霸权国家。

正如尊敬的王毅外长所提到的，我们谈论了即将到来的两国建交75周年。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苏联是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就承认了这个国家，并积极合作解决中国复国问题的国家。我们商定要为这一周年纪念筹备一系列活动。我们还讨论了为明年纪念战胜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80周年可能举办的活动。苏联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为打败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双方协调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这种协调是建立在对关键国际问题的利益和立场广泛一致的基础之上。鉴于俄罗斯正在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我们重点关注了该合作机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包括考虑到新成员的加入、设立“伙伴国”这个新类别，以及总体上即将于今年十月在喀山举行峰会的前景。今年六月将在下诺夫哥罗德市举行金砖国家外长会，王毅先生已确认出席。我们将讨论有待我们各国领导人审议的关键问题。

我们谈到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哈萨克斯坦之后，于今年 6 月接任该组织的轮值主席国。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分别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倡导相同的理想和原则，这两个平台在发展欧亚大陆这一广阔地区的议程上拥有良好的协调前景。事实上，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不断退化和完全丧失信誉的情况下，这两个机制都在推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利益。

当然，我们也讨论了两国在其他平台上的合作，包括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我们在所有这些平台都建立了密切、有益和富有成效的联系。

我们谈论了乌克兰危机的现状。我方感谢中国朋友所持的客观和权衡的立场，并愿意在政治和外交解决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在2023年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十二点”立场，明确清晰地阐明了两个方面的必要性，首先要考虑冲突的根本原因，其次，在解决冲突的努力中，要着眼于消除这些原因，特别是在确保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包括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的前提下。中国朋友明确表示，有必要考虑所有各方的合理关切，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在此背景下，我们和中国同行们确认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任何不仅不考虑俄罗斯的立场而且是完全无视俄罗斯立场，还推行绝对空洞和最后通牒式的“泽连斯基和平公式”，从而完全脱离所有现实的国际活动，都是没有前景的。

在美国奉行在亚太地区建立少数国家参与的封闭式军事政治联盟政策的背景下，关于确保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任务我们也谈论了很多。这些联盟具有公开的反华和反俄倾向，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数十年来围绕东盟发展起来的安全架构，而这一架构的基础正是东盟向其伙伴提供的基于包容、共识、相互尊重和反对单边行动的模式，而所有这些基础都不符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正在这里推行集团方式，并宣称有必要将北大西洋联盟引入该地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台湾周边的局势，我们与北京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我们谈到了朝鲜半岛局势，我们和我们的中国朋友一样，关心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详细讨论了中东问题的解决和加沙地带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同样拥有共同的立场，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捍卫这些立场。

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我们就在欧洲-大西洋机制完全停滞和自我毁灭的情况下，在欧亚大陆建立新的安全架构的前景交换了看法。

会谈是在俄中关系传统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这再次表明了我们两国对全球主要进程的共识，以及我们为了本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而加强双边关系的愿望。我们将以刚刚在你们的见证下批准的计划为基础继续对话。再次向我们的中国朋友表示感谢。

问：“集体西方”正在针对俄罗斯和中国使用具有侵略性的“双重遏制”手段，以阻止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并阻挠其实施主权政策。您和中国伙伴是否考虑采取“双重反制”的应对措施？可能会采取哪些步骤？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不会透露一个大秘密——昨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明了“双重反制应对双重遏制”这一说法。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决心对抗阻止建立多极世界，以及“叩响”当今世界秩序大门的早该到来的民主化和正义进程的企图。美国及其盟国为了永久延续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公平地位，正试图阻止这些进程。我们都记得，我们的领导人制定了“背靠背”、“肩并肩”的任务以抵御阻止客观历史进程的企图。

我的同行详细谈论了单方面制裁的非法政策所造成的具体经济问题。我们将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当美国及其附庸国随时可能破坏稳定的资金链、物流链、运输链和投资链的时候，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其他机制框架内审议所有这些任务并就其解决方案做出决策——向本国货币结算过渡、讨论建立替代支付平台的必要性，包括在金砖国家框架内就此做出的决定，以及一些区域组织（诸如我们今天提到的上合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的活动。

西方已经证明，他们创建并提供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关系运作体系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随时可以通过掌控这个体系的杠杆，开始“惩罚”任何不同意其新殖民政策的人。

这些过程几乎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既涉及经济，也涉及安全问题。我们共同致力于加强欧亚地区的安全。以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形式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架构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他们正在把自己从可以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并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架构名单中剔除。

构建欧亚安全体系的任务呼之欲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向联邦议会发表的咨文中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与中国朋友达成一致，将在其他志同道合者的参与下，就此问题展开对话。

问：我想着重关注一下乌克兰无人机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袭击。这一局势显然需要采取果断行动。俄方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回应？

谢尔盖·拉夫罗夫：关于乌克兰政权又一次进行恐怖袭击，这次是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外交部、我们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以及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都发表了声明。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执行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会议。我们将坚决要求，必须不加任何推诿地对乌克兰政权的行动进行直接评估。

当我们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长期驻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时，我们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需要对那里发生的情况、该核电站的管理方式，以及如何确保核安全和人身安全进行客观的评估。我们的出发点是，这种对欧洲最大核电站的攻击将受到关注。然而，迄今为止，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乌克兰政权的挑衅行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及其工作人员的声明中仅仅引起了“遗憾”和“关切”，却没有明确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恐怖袭击是从哪里、由谁策划和实施的。我认为，这一次他们将无法逃避责任。

我们有兴趣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合作，但我们将努力使他们诚实地承认不仅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的事情，也包括总体上围绕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迄今为止，国际官员对围绕这个国家，以及在为应对西方假借乌克兰人之手对我国发动混合战争而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正在发生事情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评估，委婉地说，都是片面的。这种立场需要纠正。遗憾的是，这反映了许多政府间组织和国家间组织的秘书处受制于西方，以及西方国家的雇员过多，损害了世界多数国家公平的地域代表性。去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积极推动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