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zech Republic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就国际议程的热点问题通过视频会议接受俄罗斯及外国媒体采访，莫斯科，2020年4月14日
正如我们其他职业和行业的大多数同事一样，我们现在以远程方式进行工作。因此，我们暂时中止了诸如互访、谈判及随后的新闻发布会、发表评论等传统形式的外交活动。 由于我们收到一些关于俄罗斯在当前情况下如何开展外交活动的问题，我们已经对你们的请求做出了回应，今天我们接受大家的采访。
问：目前是否会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国境开放后，考虑变更俄罗斯人出境手续的可能性？可能涉及哪些内容：例如出境签证、必须持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报告，还有其他内容吗？是否正在与我们的伙伴国讨论这个问题？
谢尔盖·拉夫罗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认为，现在国内还会有人想要出国。原则上不应该对出境有任何限制，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了自由出行的权利。我认为，当前所谈论的内容只是“必须确保尽可能地减少人员的染病和死亡”。俄罗斯联邦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目前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严格遵守这些决定。
我要再说一遍有关出境的事情。确实没有人计划实行出境签证。我简直无法想象对这个想法进行实际讨论的情景。我也不会为那些在航空及其他出行方式得以恢复的时候行使此宪法权利的人担心。
问：我的问题，当然，也与新冠病毒有关。华盛顿继续批评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在这个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与世卫组织一起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时候，俄罗斯如何看待此种行为？这样的批评是有益处的、有建设性的，还是现在根本不值得这样做？
谢尔盖·拉夫罗夫：原则上，世卫组织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都是众所周知的。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统计。我认为，任何了解世卫组织在每个时间点所采取的行动、发表的声明和做出的具体决定的人，都会确信该组织采取了有效的行动。此外，世卫组织在协助抗击疫情方面发挥了且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协调作用，这一事实反映在不久前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和“二十国集团”紧急首脑会议的总结性宣言中。美国对上述两份文件中所达成的共识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我们由此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官方立场。
当然，我也会警告不要试图将新冠病毒的话题政治化。而现在，不仅在针对世卫组织的作用上，而且在针对一些国家的指控中都存在这样的企图。我认为，现在仍然需要集中精力采取具体措施，遏制大流行疫情及其蔓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尤其是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所造成的伤害。而只有在做到这些之后，才可以分析之前“战斗”的教训和错误，以及多边机构的作用。
我再具体谈谈世卫组织的情况：当我们谈论该组织如何行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美国是该组织最大的会费缴纳国，而在国际组织的各机构和秘书处中最大的缴纳国总是享有优先人事代表权。在世卫组织中，有大量美国人在关键岗位工作，当然这些人也都是专家，也做出了明智的、专业的决定。
问：我们也注意到，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给国际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带来了变化。您认为，现在应当建立何种机制，才能使世界主要国家团结一致抗击大流行疫情？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战胜疫情，是否会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谢尔盖·拉夫罗夫：当然，疫情大流行揭露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确定了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拯救人们的生命，确保他们的安全、生物医疗安全，以及维护人类舒适的、不会对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的生活环境。
今天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挑战，也许只有懒惰的人才不会提到的，那就是经济。各个国家的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影响贸易和投资合作，也影响到了汇率。你们也看到了，人们对平时非常受欢迎的各种商品的需求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当然，我所指的也包括能源资源。现在不得不迅速地在个别国家及这些国家所加入的组织层面决定所有这一切。毋庸置疑，这是人类当前面临的第二大挑战。
第三个挑战。当前局势考验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实力，也考验着这些组织所隶属的一体化联盟和其他联合体。我认为，在我们共同克服了这一全球威胁之后，我们会研制出“抗毒剂”以防止将来再次发生此类事件，我们也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很多与多边机构的运作有关的事情。我们也许会更加清楚，欧洲人对欧盟和北大西洋联盟的想法。我们将更加明白，如何在后苏联空间开展合作，以及如何运作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其他机构。也许，以诸如“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这样的机制进行讨论将会非常有前景。顺便说一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早在2018年我们就在金砖国家框架内通过了一项关于研发和接种疫苗的合作计划的决定。我们同我们的中国伙伴们一致认为，此类工作有很大的需求量。
如果说到与这次疫情大流行有关的俄中关系，那么从危机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在相互合作。今年2月初，我们将自己的公民撤出武汉，并向那里运送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现在，我们正在接受中国朋友提供的帮助，他们已经克服了疫情高峰，并使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我认为，在这个困难时期，互助互援是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循的关键原则。
问：您是否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可能会对初定于今年九月份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峰会的计划产生影响？是否可能因需要制定对新冠病毒的集体应对方案而提前召开本次峰会？是否正在讨论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可能性？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要立刻说明的是，尚未就召开峰会的时间达成任何具体协议。我们所指的峰会（而且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伙伴也都同意这一点）是一个能够让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面对面坐在一起召开的峰会。各方已经原则上对本次活动的重点——对当今世界在与人类安全和战略稳定有关的所有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大规模分析——达成一致。目前，各方正在外交部层面按照工作程序讨论具体议程。
我知道，曾经提出过将九月份作为峰会召开的时间，但各方并未做出任何决定。这个时间必须得到所有国家元首的一致同意。
至于说到举行视频会议，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不会代替主峰会，而只是在各国元首认为在现阶段有必要就立即采取更多应对新冠病毒的举措进行相互磋商的情况下才会召开视频会议。
问：计划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是否还将于今年五月举行？例如，您的德国同事海科·马斯不久前表示，他很想尽快与您见面，甚至愿意戴上口罩进行会谈。五月份实现这些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谢尔盖·拉夫罗夫：因为海科·马斯是公开表达这个意愿，并未向我直接传达任何消息，我也想通过你们向他转达我的邀请，如果他能找到飞到莫斯科的方法，我随时欢迎。只要他降落到这里，我们将充分确保他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以及他率领的代表团的健康。请他来吧。海科，如果你能听到我说的话，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
至于说到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会议，该会议本应在5月份格鲁吉亚担任轮值主席国后举行，确实，是格鲁吉亚人因为其内部问题（我甚至不会对此发表评论）自己要求在斯特拉斯堡召开会议。但由于新冠病毒疫情，欧洲委员会提议于11月份在希腊举行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会议，届时希腊将接替格鲁吉亚担任欧洲委员会轮值主席国。
问：是否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疫情结束之后，远程视频外交的形式将会比传统的谈判方式更受欢迎？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认为，把开展外交活动的主要方式转变为视频会议的做法将会得到应用。其实在疫情出现前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方式了，但是它永远不会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有些事情，仅凭推断是无法讨论的，除非彼此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已经不止一次谈到这个问题。那些需要掌握和学习的现代化手段，永远不可能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更何况，还有一些事情，既不能用文字记录，也不能使用电子通讯手段，只能在绝对信任的、保密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问：上周末，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商定成立太空合作工作组。为什么这件事在现在、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显得格外重要？俄罗斯究竟想从这个工作组中获得什么？
谢尔盖·拉夫罗夫：并不是我们想要获得什么，这仅仅是我们与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对话的结果，而这些对话所涉及的议题是：针对哪些国际问题建立的哪些机制是我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以及俄美在其中哪些问题上的协作最有益处。毋庸置疑，外层空间及与其相关的一切都是我们两国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问题，而不久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与国际空间站的俄美机组人员进行交流期间，以及在我们两国总统的电话交谈（特别是他们在“世界航天日”——今年4月12日——进行的电话会谈）中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和美国都有意在整体战略稳定方面恢复开展更具实质性的工作。
就在几周前，美国国务卿给我打过电话。我想在近日再次与他通电话。迈克·蓬佩奥提到了就军备控制和整体战略稳定恢复谈判的话题。我们非常欢迎美国伙伴表达的这种兴趣，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地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在副部长和副国务卿层面上进行了一轮磋商。我方出席磋商的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但是，我们希望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包括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及其未来命运进行讨论。我们也愿意讨论一些新的、有前景的发展，包括高超音速武器，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在毫无例外地考虑到影响战略稳定的所有方面和因素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这里包括将武器送上太空的计划、非核战略武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未来，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我们想要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包括太空问题。
在太空问题上，我们愿意与美国同事讨论的不仅是很久以前提出的一项俄中倡议（该倡议旨在防止在太空部署武器）。实际上，只有美国人不肯为该倡议“开绿灯”。但我们愿意继续就这一议题进行讨论，讨论我们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合作。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的一份关于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在内）探索前景的备忘录。他强调说，美国处理该问题的做法是基于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中所载的规定。俄罗斯和美国都是该条约的缔约国。而与美国一样，我们都不是1979年签署的另一项《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的缔约国。只有十几个国家参与了该协定的签署，而且世界主要的太空大国都不是该文件的缔约国。但是，我们和美国都一直遵守1967年《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因此，从特朗普提出的倡议来看（他在这份备忘录中直接强调了根据1967年《条约》为包括月球在内的开发计划提供国际支持的必要性），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并愿意为寻找普遍接受的方式开展合作。
问：4月初，布拉格当局拆除了苏联元帅伊万·科涅夫纪念碑，科涅夫元帅曾率领军队解放了捷克首都。俄方立刻提出了将纪念碑移交给我们的建议。据了解，捷克国防部拒绝了这一建议。俄方将进一步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是否打算继续设法让他们将纪念碑移交给我们？
谢尔盖·拉夫罗夫：当然，布拉格市政当局的做法只能被称为卑鄙无耻。他们违反了我们与捷克共和国于1993年签署的《友好关系与合作协定》，该协定的内容包括确保军事纪念碑和纪念馆完好无损、可瞻仰它们的义务，以及维护它们的义务。捷克当局发表声明称并未违反该《协定》的条款，真是“阴险狡诈”。
有些人可以用不同程度的消极态度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各种评价。我注意到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发表的声明。他说：“他们对这座纪念碑所做的事情，是愚蠢和可笑的”。说实话，这里没什么可笑的。但是，这件事破坏了过去30年来构成我们两国关系基础的协议却是事实。
他们试图让我们相信，这座纪念碑是市政财产。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拆除之前，它曾作为纪念设施列入国有清单。我们认为，只能按照我刚才提到的1993年《协定》的相关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顺便说一下，捷克共和国一些热心的公众人物已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愤慨。捷克的社会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已经针对布拉格第六区区政府的行为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许多非政府组织向大使馆发来材料，强烈声援我们关于绝不容许如此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立场。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众所周知，这个决定是布拉格第六区区政府做出的，而其领导人是O.克拉尔。此人的父亲曾是捷克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曾任驻美国和俄罗斯大使，而现在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顾问，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该公司为捷克市政官员编造了拆除这座纪念碑的理由。
我们将设法让捷克同事充分履行其在1993年《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我们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该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危险。
问：尽管联合国、世卫组织和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呼吁团结一致面对共同威胁，但某些力量似乎在寻找采取行动的合适时机。这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关于拆除伊万·科涅夫元帅纪念碑的事情，以及企图大肆宣扬有关俄罗斯援助一些欧洲国家的丑闻。您认为这是一些什么力量？他们的幕后指使是谁？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谢尔盖·拉夫罗夫：这些都是“仇俄”反射，类似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发现的反射定律。无论是在疫情大流行之前，还是在大流行期间，这种反射一直存在，而且，遗憾的是，我预计，在大流行结束后，这些反射还将会出现。
有一些政治家，他们只能在仇俄的土壤里求生存，因为他们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实践证明，仇俄能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从一些国家那里得到支持。至于他们是谁，就不要一一列举了吧。我觉得这很可悲。
我在回答前面提出的一个问题时提到，有必要对各国在应对全球共同威胁中的作用和能力，以及这些国家所加入的多边机构的作用、能力和可靠性重新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我指的是欧亚大陆、欧洲大西洋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现有的所有联合会。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是否想要宣传道德，或者按照道德规范行事。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我认为，有前景的是能够强调人类共同体的概念。
我们的中国朋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有人批评这个概念，质疑在这些华丽的辞藻背后隐藏着某种利益。有可能。但这是一个让大家进行普遍讨论的建议。这个概念的目标是汇聚力量。而当有人提出遏制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概念时，那已经是略有不同的负面哲学了。那种概念源于否定、源于强调对抗和加剧矛盾。我认为，在新冠病毒疫情结束后，从事那种活动的人的知名度和需求都将会越来越少。
问：大约10天前，俄罗斯派遣飞机向美国运送了抗击新冠病毒的物资。莫斯科是否还计划向美国伙伴提供援助？
您谈到有意与美国发展对话，包括在战略武器、太空等方面的对话，但是为此需要进行联系。目前，您的副部长是否仍在与美国同事继续进行远程联系？
谢尔盖·拉夫罗夫：根据俄罗斯总统和美国总统直接达成的协议，我们将医疗设备、医用耗材及个人防护品运到了美国。唐纳德·特朗普表达了想要获得这些物资的愿望。这些都已运送到美国。你们都知道，俄罗斯和美国的相关企业机构支付了这些物资的费用。如果美方再次向我们提出协助提供其他设备和防护用品的请求，我们当然还会予以考虑。在前天进行的最近一次通话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唐纳德·特朗普谈论了这件事。美国总统也强调说，如果俄罗斯有额外需求，那么美国也愿意在相关设备产量充足的情况下，将这些物资提供给我国。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伙伴关系的做法，应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至于说到谈判，正如我已经讲过的，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远程工作。有些事情，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战略稳定及其各方面的议题，我们可以在视频或电话会议框架内毫不费力地进行讨论。而有些内容，最好推迟到世界局势允许恢复直接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再讨论。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展工作。
问：您认为，应当首先取消美国和欧盟的哪些制裁？这实际上与新冠病毒大流行有怎样的关系？
谢尔盖·拉夫罗夫：这可能与新冠病毒有直接的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也提出了同样的倡议，她直接呼吁在努力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背景下，为了让普通民众能够遵守医生的建议，除其他措施外，取消阻碍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医疗用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单方面制裁。单方面制裁本身就是非法的，而绕过联合国并在当前情况下导致抗击大流行疫情能力下降的制裁，绝对是不道德的，也是不人道的。
我们看到这样一些事情，例如，中国企业家、“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的援助。这些援助已送达。但是，原本打算捐赠给古巴的物资，却被美方扣留了——他们根本就没允许物资进入哈瓦那。同样，美国还利用自身在医用商品市场上的地位和美元在银行结算中的作用，简直禁止古巴人使用货币购买所需要的医疗设备。与此同时，美国（我为此感到非常遗憾，这不配大国的身份）还发起了一场诋毁古巴医生的运动，这些古巴医生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工作，为最复杂的医疗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工作，这是他们早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很多年来一直做的事情。现在，在当前情况下，古巴人表现出了最好的民族素质，他们在包括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在内的近60个国家工作，执行着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民族的尊严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
重要的是，要以国际协议的形式规定不接受单方面制裁，特别是涉及普通民众人道主义利益的制裁。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一份指出抗击新冠病毒原则的决议。我认为，接下来还会再有一份决议。“77国集团”和中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获得通过，并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分发，俄罗斯完全支持该声明。该文件明确指出，绝不允许单方面制裁，特别是在这种威胁笼罩着全人类的情况下。
我们也在讨论联合国安理会对正在发生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我坚信，安理会在对这一议题做出的任何决定中，都不能回避那些绕过联合国这一主要机构实施的单方面非法制裁的问题。多年来，在出现当前疫情之前的很长时间，俄罗斯一直与其他一系列国家一道，捍卫“人道主义制裁极限”的概念。当我们的西方同事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谈判期间“力推”制裁的时候，当他们单方面采取限制措施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这些限制针对的不是人民，而是所谓“制度”，是为了“促使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大家看看他们对委内瑞拉、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以及其他国家实施制裁的结果——直接给普通民众的处境造成危害。因此，非法制裁和不容许超越人道主义标准的议题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在我们摆脱这一危机局势之后，该议题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问：您如何看待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进步人士收集的签名，以及一些国家为使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封锁而做出的努力？当全世界都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时候，华盛顿的政策实在是卑鄙无耻和不人道的。
谢尔盖·拉夫罗夫：美国数十年来一直实行对古巴的封锁政策，几乎没人支持他们这样做。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通过一项关于这一封锁不可接受、并要求其立即解除封锁的决议。2019年11月通过的最近一次决议，获得了创纪录的票数——187票赞成。只有三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美国、以色列，遗憾的是，还有巴西。两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哥伦比亚和乌克兰，这也同样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绝大多数国家投票要求终止这种非法行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遗憾的是，这些信号尚未在华盛顿产生任何明显效力，但我们总是在与美国同事的接触中指出，这种做法是适得其反的。古巴人民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在与古巴朋友的交往中，我们每次都能在这方面得到确认。当然，这只有在相互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主要原则（首先是尊重主权和人民自行选择其命运的权利）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
问：您之前曾呼吁不要将新冠病毒疫情政治化。但这样的事却正在发生，而且有人指责俄罗斯将新冠病毒政治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在一次采访中称，俄罗斯和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例如，意大利），目的是加强自身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您对此有何评论？在新冠病毒疫情下，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实际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此次大流行之后，世界地缘政治将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谢尔盖·拉夫罗夫：关于问题的第一部分：有这样一些谚语，例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三句话不离本行”。这是关于出于地缘政治对抗而利用纯粹的人道主义问题。何塞普·博雷利说了您刚才引用的话，真是可悲。很遗憾，有些人正试图小题大做，并几乎把我们在意大利所做的一切说成是对北约和欧盟领土的军事入侵。
遗憾的是，在意大利的个别媒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就在不久前，《Stampa》（《新闻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该主题的文章，该文章试图毫无根据地贬低和诋毁俄罗斯向意大利提供援助的重要意义。我要提醒那些诉诸此类言论的人（包括我的好同志何塞普·博雷利）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俄罗斯应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的直接请求向该国提供援助。我认为，这足以说明一切。
而我国驻罗马大使馆收到数百个来自普通意大利人的致谢电话和消息——这是对企图贬低援助的重要意义并赋予其地缘政治特征的所有诽谤最好的回答。
您刚才提到，他们对中国也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是的，我们也看到和听到了这些事。这也令人感到痛心，因为我们的中国朋友已经克服了本国的疫情高峰，正在使经济回归到正常轨道，而且他们也没有“独善其身”。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其他国家，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在与这种邪恶病毒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当我们听到有关中国“应当为该疫情的出现和因未及时告知某些人而向所有人进行赔偿”的议论时，这已经超出所有底线并有失体统。我听说，有人在伦敦计算出中国应为疫情大流行所造成的损失向欧盟支付3.7万亿美元或欧元。更有人赞同，如果中国不赔偿的话，就没收中国的境外财产。竟然有人非常认真地公开发表此言论。而且他们还是一些官方人士。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不应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因为我们听到的这些议论主要来自我们的西方同事。
如果说到“闻名遐迩”的事情，那就是不久前在“罗斯福号”航母上有550名军人被发现感染新冠病毒。这大约是航母上所有人员的四分之一，甚至有可能是三分之一。另据类似报道称，新冠病毒也已开始在美国海军的其他航母上肆虐。美国新闻界也有评价指出，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的情况也都很不乐观。而美国有近800个基地分布在俄罗斯和中国周边。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在此，我认为，极为重要的是不要试图对别人指指点点，而是要明白，这是一个共同的灾难，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与其抗争，而不是试图与一个特定的国家进行对抗。
问：这是一个关于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前疫情下的工作条件的问题：近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已有超过300名美国外交官感染了新冠病毒，甚至有4个死亡病例。请问，俄罗斯外交部的情况如何？
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行动指挥部”做出相应决定之后，我们立刻在外交部及驻外机构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在外交部、中央机关和我们的地方机构中，大约一半员工都转为远程工作模式。只有那些身居要职的工作人员（外交部大楼不能没有他们）留在岗位上。但是，我们大家在工作的同时，都严格遵守“社交距离”和所有必要的卫生防疫措施，正如每个人都应该做的那样。
至于谈到驻外机构，我们取消了假期和差旅。我们所有同事都在使馆、总领事馆内工作，并同样确保符合卫生部门的所有要求。当然，这也意味着进行隔离。特别是，我们驻外机构的附属学校，也都采取了远程教学模式。尽管并不总能事事顺利，也并非所有地方都能拥有这样的技术能力，但是，既然疫情需要，那我们就要采取这些措施。每个无法采取远程模式而必须在岗位上工作的人员，每天都要接受相应的检查。因此，上帝保佑目前一切安好，我希望，如果我们能够继续遵守“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及“卫生部”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能够成功战胜病毒。
问：我想问一个有关未来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建立了现在的世界秩序，自此七十五年以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诸国，都曾试图阻止另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是，遗憾的是，不久前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是一场生命之战。无论这听起来是多么夸张，但它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疫情早晚会结束，但世界将不会再是从前的样子。目前，尽管我们今天谈论了很多关于俄罗斯援助意大利、美国和塞尔维亚的事实，但每个国家都只是为自己打算。我们也曾经并正在获得中国的帮助。但是，现在的世界没有团结，也没有应对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共同努力。此外，现有的联盟也证明了，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您认为，所有这一切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世界秩序？疫情结束后，世界秩序将会是什么样子？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就已经提到了，与“抗击疫情”和“解决各国经济及世界经济中最困难的问题”并称的第三大挑战，就是多边机构的命运，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可靠性。抗击新冠病毒的结果将证明，哪些国家、哪些多边机构经受住了这一可怕威胁、这个危机的考验。我理解您的担忧，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国家行为中的那些自私表现可能会盛行，而且将来还会有孤立他国的企图。申根国家现在就已经开始焦急地讨论，他们今后将何去何从，又将如何彼此为邻。然而，在我看来，集体行动将会占上风。也许，这个结果不会立刻显现。为此，不得不举行会晤，说服彼此。但是，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大家都应当希望并尽一切努力，使危机成为一种“疫苗”，以抵抗自私、弥赛亚主义（救世主义），以及继续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问题的诱惑。这也许不会立刻发生。人们必须依靠越来越多的事实——与此种威胁单打独斗是非常困难的。还应当依靠说服力。在我们提议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上，在审议战略稳定与安全问题的同时，将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与多边机构的进一步运作和作用有关的问题。
问：我有一个关于向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您听到了哪些对援助的反馈？我们能否期待未来欧洲各国对莫斯科的态度会有所改善，甚至可能取消制裁？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已经多次表示，制裁是一个我们甚至都不会讨论的话题。如果欧盟能够意识到，这种方法已经“鼓衰气竭”，并放弃曾于2014年做出的决定，当然，我们也愿意做出回应。但是，我们不会请求他们这样做。此外，我一再指出，在我们的伙伴拒绝履行其在许多问题上应尽的义务，并使我们为难的情况下，我们走上了在面对符合西方伙伴意愿的所有可能的新转折时必须确保我们能够自力更生的道路。这绝不意味着“与世隔绝”。我们始终欢迎全面、平等和互利的合作。但是，考虑到西方在2014年之后的表现，我们必须确保自己不会受到我们西方同事再次采取此类过激行为的影响。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关于2014年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我们应该责怪西方——以法国、德国、波兰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积极游说时任乌克兰总统的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签署协议，该协议还得到了巴黎、柏林和华沙的见证和书面批准。而在那个早上，当这份协议遭到践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西方同事都毫不犹豫地说是“民主占了上风”。而现在我们每天所看到的这种民主的表现是：一些人高举党卫军旗帜，以及甚至在西方都是被禁止的极端组织的旗帜进行火炬游行。
我对这个话题已经谈过很多次了。我们坚决反对绕过《联合国宪章》实施的制裁，但是我们现在不会把“不惜一切代价取消制裁”作为我们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首要任务。我们会耐心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创造性事务上，并致力于与那些也愿意毫无保留地为此努力的国家发展关系。顺便说一下，即便是在欧盟，这样的国家也不在少数。我希望，这次危机的教训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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